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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木牌 民族瑰寶

作者:劉 戀

來源:中國檔案報

2019-06-05 星期三

????滿文是我國少數民族滿族創制并使用的文字,早在清入關前的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齊(即后來的清太祖)即命人以蒙文字母為基礎創制滿文,后金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即后來的清太宗)又命人改制老滿文,在原字母旁邊加圈點來區分相同字母的不同讀音,被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努爾哈齊時期創制的滿文相應地被稱為老滿文或無圈點滿文。清初,尤其是入關前,為方便隨手記事或報送軍情,有時會將滿文寫在木片上,往來傳遞,這樣就形成了早期的滿文文書檔案——清初滿文木牌。滿文木牌存世極少,十分珍貴,目前僅發現30件,均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文獻遺產名稱:清初滿文木牌???

??? 文獻形成年代:1636年(清崇德元年)

????文獻數量:28件???????????????

????文獻保存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風格獨特 存世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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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風格獨特的木牌檔案,盛行于清初。據清康熙年間楊賓撰寫的《柳邊紀略》所載:“邊外文字多書于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掛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于紙者,亦呼為‘牌子’‘檔子’矣。”清入關以后,滿文木牌漸漸不再使用,日益鮮為人知。直至1935年,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在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時發現了26件被高麗紙包裹的滿文木牌,引起轟動。這26件滿文木牌均編有號碼,編號用黑字書寫在白色圓形小紙片上,貼在木牌空白處。高麗紙包外寫有滿文,包內還有紙寫檔案40余件,內容與木牌所記間有相同,應是抄自木牌。1979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在整理內閣雜檔時再次發現兩件滿文木牌;2013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處在整理內閣滿文檔案時又發現兩件與前述形制相同的木牌。至此,共發現滿文木牌30件。

????滿文木牌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簡牘文書的遺續。從形制上看,木牌多以楊木、柳木、松木等削成,形狀各異。存世的30件滿文木牌,大多數削為薄片,正反兩面書寫文字,其中一件為棱柱狀長方體,四面書寫。木牌長短寬窄不盡相同,最長為33.3厘米,最短為13.6厘米,最寬為4.6厘米,最窄為2厘米。因木牌形狀不同,滿文字體也大小不一,木牌每面書寫滿文最少者1行,最多者4行。木牌表面無其他涂飾。每件木牌一端均有一小孔,用以編綴成冊,便于傳遞與保存,此即楊賓所言的“檔子”。

公文雛形 簡單實用

????滿文木牌因書寫空間有限,往往內容簡單,不記書寫者的名字與書寫的時間,只是簡明扼要的記事。據專家考證,這30件滿文木牌均是清武英郡王阿濟格軍中之物,記載了阿濟格于崇德元年(1636)率滿、蒙、漢八旗兵進入關內,在北京周圍與明兵作戰的情形與俘獲什物,以及給統兵之王、貝勒下達的命令等,如有“薊州兵一百乘馬誘我兵,沙爾虎達、阿爾布尼、喀扎海等率兵追之,斬三人,生擒二人,解來獻武英郡王”,“命爾蘇凱攜總兵官速來,若使總兵官逃脫,爾承其罪。在筆帖式中,爾較為賢能者也。勿使逃脫,勉之!勉之!”等內容。可見,滿文木牌已有往來呈遞、記錄事實、下達命令等性質,具備了公文的雛形。

????崇德初年正值新老滿文交替使用階段,滿文木牌作為這一時期的產物,其上所書既有老滿文又有新滿文,所加圈點并不嚴格。如2號木牌上的“hoilai hoton”(漢譯“懷來城”)兩詞,按照新滿文格式,“hoton”(漢譯“城”)一詞,應在音節“ho”右側書寫一個圈,但該詞出現兩次均未見書寫;該件木牌內還寫有“juwe morin jafaha”(漢譯“獲馬兩匹”)一句,“juwe”(漢譯“兩”)一詞的“ju”“we”兩音節右側應分別書寫一點,“jafaha”(漢譯“抓獲”)一詞中,音節“ha”右側應書寫一個圈,兩詞均未按照新滿文格式書寫。另外,清入關前由于滿文創制不久,拼寫外來語或人名、地名時,用詞尚不固定。如“盧溝橋”一詞,3號木牌寫作“lugu kio”,而5號木牌寫作“lugu kiyoo”,寫法、讀法均有差別,而且如果按照新滿文格式,“lugu”(漢譯“盧溝”)一詞中音節“gu”右側應書寫一點,3號木牌沒有書寫,而5號木牌則寫了一點。可見,木牌上的滿文實際上反映了清初新老滿文過渡時期兩種文字交替使用且靈活多變的特點。

學術熱點 著述層出

????滿文木牌自被發現起,一直受到學界關注。翻譯、出版和研究成果不斷,最早的便是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李德啟的著作。1935年,第一批26件滿文木牌被發現以后,李德啟遵文獻館館長沈兼士囑托,對滿文木牌加以編譯,撰寫了《阿濟格略明事件之滿文木牌》一書,由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于當年5月出版。該書收錄了當時發現的26件滿文木牌的照片,是滿文木牌首次對外公布。書中不僅對滿文木牌的來源、文字特點和形成時間作了比較詳盡的考證,還將其逐一音譯和意譯,并作了必要的注釋。在1979年新發現兩件滿文木牌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0年明清檔案部從北京故宮博物院獨立出來,改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檔案專家關孝廉對28件木牌重新翻譯,具體內容收錄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十四輯中,該書于1990年付梓。兩位前輩學者的翻譯與研究,為滿文木牌后續的保存與研究起到了鋪墊作用。

????2010年3月,清初滿文木牌入選第三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再次引起國內外學者以及檔案工作者的關注。近年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吳元豐在專著《滿文檔案與歷史研究》中,對滿文木牌的性質、歸類以及編譯、出版等情況作了詳細介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研究員徐莉在《內閣盛京滿文舊檔及其價值》一文中,也對滿文木牌的形制、滿文書寫特點以及整理情況等方面詳加說明。

????存世滿文木牌數量極少,但它對滿族史、清史研究以及滿語文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首先,滿文木牌形成年代較早,無論其形制、語言、內容都有不同于后來滿文文獻的鮮明特色,它以實物的形式反映了清入關前的記事方式,豐富了滿文檔案的類型;其次,滿文木牌所記內容雖很簡單,但涉及廣泛,包括史事、人名、地名等,其關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法律、物產及對外交往等方面的內容,可與其他文獻資料相酌,是研究清入關前歷史的重要史料;再次,滿文木牌體現了我國北方少數民族滿族早期的一些特點與風俗,是民族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最后,滿文木牌所書文字為早期的滿文,體現了從無圈點滿文到有圈點滿文的變化,且筆體古樸、遒勁有力,內容直白,少有修飾,為研究滿語文字體演進、滿文語音發展變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語言學史料。可以說,這30件珍貴的滿文木牌,不僅是我國寶貴的檔案文獻遺產,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9年4月19日 總第3362期 第四版

 
 
責任編輯:李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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